上证报中国证券网讯（记者 宋薇萍 实习生 卢伊）“全球化是人心所向。以更大的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中国企业‘走出去’是大势所趋。”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公共外交协会会长周汉民3月21日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简称“临港新片区”）举行的“新片区出海·与世界共赢”2025中资企业高水平“走出去”大会上进行主旨演讲时说。
大会由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临港新片区管委会等单位提供指导，上海临港（600848）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主办，临港新片区“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上海临港新片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承办。
周汉民认为，从商品“走出去”，到工厂“走出去”、服务“走出去”，再到资本“走出去”、品牌“走出去”，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提升，已然是全球经济要素、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组成。无数中国企业坚定融入全球化浪潮，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为全球经济增长和合作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护航中国企业走出去，当前需要从政策、法律、安全、资金等多个层面加以支持。建议以提升“专精特新”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为抓手，引导企业立足专业、精益求精，积极参与全球化竞争与合作，在国际市场迎风击浪。
服务内外双循环 “出海”势不可挡
2025年，“出海”话题热度不断攀升，势不可挡。“过去‘走出去'以外贸企业为主，如今有更多企业活跃在以智能硬件、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制造业，以移动互联网、跨境电商等为代表的数字经济领域，以及游戏、影视等产业企业‘走出去’，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涵盖了国民经济的18个行业门类，中国企业、中国品牌的形象日益闪耀全球舞台。”周汉民分析说。
目前，中国经济进入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周汉民表示，“中国企业‘走出去’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
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43.85万亿元，同比增长5%，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其中，出口规模首次突破25万亿元，达到25.45万亿元，同比增长7.1%，连续第8年保持增长。
不仅货物贸易表现亮眼，服务贸易也增长迅速。特别是2024年出台的全国版的自贸试验区版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成为了服务贸易开放的里程碑。
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贸经营主体首次超过60万家，超过3500家A股上市公司开展了海外业务，占比超过66%，创下历史新高，中国上市企业海外收入总额已接近10万亿元，占企业总营收比重持续上升。
对企业而言，周汉民认为，“走出去”能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把握战略主动，通过拓展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参与国际竞争合作，利用全球资源，能够创造更多利润，同时降低在单一市场经营发展的风险，促进自身做大做强。
譬如，随着“一带一路”这一当今世界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的深入推进，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建设、运营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就。
以境外经贸合作区为例，截至2024年6月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分布在全球46个国家，累计投资近800亿美元，入区企业近7000家，上缴东道国税费超133亿美元，为当地创造超过55万个就业岗位。
目前，“中国总部+海外制造+全球市场”“海外科技+中国制造+全球市场”等模式不断完善。周汉民表示，“可以说，中国企业乘共建‘一带一路’东风走‘出海’之路，交出了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
民营企业是“走出去”主力军
联想并购IBM的PC业务，吉利并购沃尔沃轿车业务，抖音、拼多多等企业纷纷在国际电子商务新赛道上展现勃勃生机……不少中国企业以变应变，主动求变，在危局中育新局，在变局中开新局。
周汉民认为，今天，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在中国达至世界制造强国的道路上，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民营企业是“走出去”的主力军。
数据显示，自2010年开始，民营经济海外投资的项目数量已超过国有经济；2016年起，民营经济的海外投资无论是项目数量还是金额都已超过国有经济；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民营企业更是积极响应，全面参与，成为我国企业“走出去”大篇章当仁不让的主笔人。
“今天的‘走出去’是大势所趋，但也并非一帆风顺，道阻且长，面临着国际市场和自身发展的双重挑战。”周汉民说。
——从国际市场来看：首先，世界经济发展仍然低迷。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报告，认为2024年和2025年世界经济预计年平均增长2.7%，低于2001年至2019年期间3.0%的年平均增长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今年发布的第一份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预计2025年和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均为3.3%，低于历史（2000-2019年）平均值3.7%。世界经济依然充满不确定性，这使得企业开拓海外市场难度加大。 其次，尽管全球通胀压力已有缓解，全球主要央行开始降息，但发展中国家的通胀依然高于历史平均水平，能源、工业金属、贵金属等大宗商品波动风险增加，由此可能导致企业生产成本增加，融资压力加大。再次，从全球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就业率来看，就业率下滑、劳动供给下降、企业用工短缺等问题，对生产效率产生负面影响。最后是地缘政治风险。
——从企业自身发展来看，由于“走出去”企业大多为中小企业，在高端人才、先进技术、融资环节等关键因素上都面临困难，要从“粗放型”向“精细化”发展，同时面临数字化时代的挑战，存在创新能力不足、国际竞争力不足等问题，“走出去”之路并非坦途，需要主动作为才能应对，需要时间、能力和准备才能破解。
——在企业可持续发展方面，以“专精特新”企业为例，其成立时间大多在10年以上，许多企业要坚守10年初心，才能攀登上专、精、特、新这一高峰。因此，支持好、发展好“专精特新”企业，我国企业“走出去”才能走得好，走得长远。
建议适时制定海外投资法加大综合性政策支持力度
周汉民认为，企业“走出去”，要克服文化和法律法规的差异、要应对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在当前国内外形势下，建议从政策保障、法律保障、安全保障、资金保障、技术保障等多个层面加以支持，为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加大综合性政策的支持力度。建议进一步健全企业“走出去”的管理服务体系，搭建综合性公共服务平台，整合包括各行业主管部门、投资促进机构在内的相关制度政策以及来自驻外使领馆、商协会等的信息资源，帮助企业更好了解东道国营商环境，更好把握投资机遇、防范海外投资风险，更好融入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同时，支持和鼓励专业服务机构开展全球化布局，拓展跨境服务功能，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的服务支撑，包括涵盖专项前期研究的咨询服务，最新的外国投资和企业收购兼并需求、外国投资法律法规及民风民俗、国际商务谈判习惯等有效信息。
第二，提供法治保障的强支撑。周汉民认为，企业“走出去”，法律风险是不可忽视的最重要风险因素之一。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国家安全、反垄断、环境保护、劳工、税务以及行业限制等方面的法律规定迥异，相关法律还经常因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中国需要有更完备的法治保障，为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
一方面，建议全力推动双边和多边国际条约谈判及制定。中国走向世界，与全球最大层面上的合作是法律框架内的合作。建议进一步推动双边投资协定和区域自贸协定，在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双边条约和相关区域的多边公约的谈判与签署方面采取更强而有力的行动，积极缔结并且严格遵守有关国际条约。
另一方面，建议全面构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法律服务体系。适时制定海外投资法，进一步保护我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发挥好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保险机构、咨询公司、公关公司等中介机构的作用。尤其是在应对法律风险方面，更积极、更主动、更自觉地为企业提供法律服务。建议中国的法律界要更加重视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关注和研究各国立法、司法动态以及法律判例，从业务谈判到尽职调查，从法治环境比较到争议解决，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提供更强而有力的支撑。
第三，提升企业“走出去”的竞争力。以提升“专精特新”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为抓手，引导企业立足专业、精益求精，同时顺应时势、主动求新，参与全球化竞争并加强国际合作，在“走出去”过程中练就迎击风浪的经验和能力。为此杠杆期货交易软件，建议构建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机制，发挥“专精特新”企业在经济创新发展中的排头兵作用，发展新质生产力，使之成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驱动力量。建议专门立法，完善相关政策法律体系，对“专精特新”企业提供全方位支持，积极化解发展中面临的融资、税收、人才等突出问题，推动“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